Suwon Cultural Foundation

正祖大王怀着对父亲思悼世子的孝心，为了对充满弊端的政治体系进行改革，也为了以后隐退时可以在水原度过余生而动用了全部国力打造了这座被称为水原的新城，同时建造了华城行宫和华城。

在党争横行时被困在粮柜中不得出，最终不幸辞世的王世子——思悼世子之前被葬于永佑圆的幽宅中，1789年（正祖13年）正祖大王将其父移葬在当时有名的风水宝地——水原华山，并为了安置水原的百姓而实施了许多新的举措。首先，将水原的新邑地迁移到八达山山下（当时的新机里），建设了官府（管理行政、治安机关）、乡校（韩国朝鲜时期设在农村的公立学校，教育机关）、驿站（交通机关）、商街、道路以及桥梁等基础设施，努力谋求更好、的民生政策。其次，为原本居住在思悼世子新陵区的百姓们（根据244号‘水原下旨抄录’记载，人口数为677名）发放丰厚的搬家费和补偿金。再次，将收监在水原府中的犯人及由水原府判决且正在流放的犯人全部赦免，免去了水原百姓的所有赋税等。正祖取消了水原留守府和百姓们的地税及兵役，减、免了换粮（百姓没有粮食时可以向国家换取并在秋后归还的制度）和军布（代替服兵役而缴纳布匹的制度）的缴纳。不仅如此，正祖大王还实行了邀请水原百姓参加由君主举办的各种宴会，在各种国事中为百姓授奖，为贫穷的百姓发放粮食，文武分科举办科举考试并以此选拔各地人才等各种优惠和利民政策。

特别科举在正祖大王行陵时举行，目的是照顾水原和附近的儒生、贤良、军人以及武士等，让他们得以参加考试。特别是1795年（正祖19年），即惠庆洪氏花甲年举办的特别科举考试由君王亲自主持并选拔了5名文臣和56名武官。1790年举办的特别科举中有3名考取者被发现户籍不在水原，大臣们提议给予这三人充军的处罚，而正祖大王宽大处理，只是取消了他们的中第。崔洪圭（音）教授指出，“水原以及周边地区的百姓非常依赖每年举行的文武特别科举开始，通过该考试他们可以当官和进入军队。这一地区的百姓们通过新城的建立和华城的建造过程而拥有了更多机会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迁移城市、建造行宫等机关的建筑和建造华城时，与以前不同的是国家以向参建者支付酬劳为前提而超募人力，这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以前都是让强制征收的劳力进行施工。正祖的大臣们都以会对国家财政造成负担为由而劝说其向百姓征收劳役或动员僧人，但正祖坚持己见，强行下达了支付酬劳的命令。

结果全国各地的百姓蜂拥而至，使建造新城市和华城的计划随即进行。据《华城城域仪轨》记载，在工程结束后正祖反而为如何遣散这些来自全国的百姓而煞费苦心。正祖大王为了将水原建成一个行政、军事、商业的中心，用国库所存的6万5千两巨资外借给水原的百姓以促进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这也为水原在18世纪末成为繁荣的大都会、商业城市而打下了基础。当时为了发展水原的造纸工业，正祖通过用4千两的金融支援在水原北面的纸所洞（现八达区炼武洞）开设了造纸工厂，八达区牛满洞的奉宁寺相传还曾负责生产豆腐。设立的市场有八达门外的南市场（也叫城外市场，如今的荣洞市场）和北水洞的北市场（也叫城内市场）。就这样在正祖大王的厚爱和优待下，许多外地人开始移居水原，特别是曾居住在海南郡的孤山尹珊善道及其后孙不远万里来到水原，正祖大王还不惜为其提供住所等帮助。当时在水原北部普施洞（现北水洞）形成的八个富家宅邸是来自全国的工商业家开展商业活动的聚集地，普施洞也因八大家向市民和小商人借出从商资金而得名。正祖大王不仅在工商业方面，同时也积极的推进了农业的振兴政策。为了克服干旱，正祖大王修建了万石渠、祝万堤和满年堤等水库，开垦了屯田，为今日水原成为农业科学教育的中心城市奠定了基石。

说起水原华城的建设就不能不提他它的管理和经营。在建造拥有超过500个房间的华城行宫的同时，还要筑建十里城廓，这一系列工程仅在28个月之内完成，在现代也是很难想象的事。就算王的命令再严厉，若没有进行工程的能力，水原华城也是不可能建成的。可见当时为了此工程动用了当时最高超的技术力和管理、经营能力。工程中将每日发放酬劳的方式和根据每日的劳动成果获取酬劳的方式同时进行，由此可以看出建城时对资金的管理极其严格，避免了可能出现漏洞而导致的经费流失，同时也是极佳的督促和鼓励工作的手段。不管在哪个时代，防止个人的贪污行为都是十分重要的，出现贪污的行为也就表示整个体系存在问题。水原华城就是依靠这样廉洁的经营和严格的管理才能在短时间内完美的建成。

水原华城的建设完全使用了实名制，城域也从头至尾详细记载在工程报告中。水原华城工程浩大，国家财政大笔投入，百姓用血汗创造的伟大成果自然都要记录，因此报告的发行是必然产物。水原华城的城域如火如荼建设时，正祖19年（1795年）闰2月水原举办了极大的庆典，这就是正祖的母亲——惠庆宫洪氏的花甲庆典，也可以说是正祖对水原华城无比深爱的表现。这次庆典的所有事宜都被记录在《园行已卯整理仪轨》中。此书在发行之前，正祖为了将国家的大小活动进行系统整理而设立了整理仪轨厅，《园行已卯整理仪轨》的出台为华城城域工程报告提供了范本，这本名为《华城城域仪轨》的书中分别记录了工程的讨论过程和官府间来往的公文，君主的意见和命令等进行过程，参建工程者的名字和工作时长，各建筑物的位置、样貌以及费用等。用文字无法说明的部分还配上图画来帮助理解。在工程关于费用目录的记录中对各个工程领域所用经费、人工费（日薪）和参与施工的天数等都细数记载；可以查到石工某某来自何处，在某个施工现场工作了几日，应付多少钱等信息；不论哪个建筑物，所使用的材料都一一记载，如有建材支出，就把在城内外所看到的支出项画出来，不得已时还将室内构造也进行图画；记载如举重机般的机械时，精细到其中所包含的零部件都另外画出并附有注解。该工程报告并不是走形式，而是真正的留下了证据。70年代韩国对水原华城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并且持续进行着部分保修，每当这时《华城城域仪轨》就如课本般登场。水原华城能够申请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有《华城城域仪轨》的一份功劳，因为200多年前的工程报告让世界为之惊叹。《华城城域仪轨》中的实名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我们有穿越时空回到当初的感觉。书中可以看到苍龙门和华西门、八达门的实名牌，虽然西华门的实名牌磨损严重，需要仔细辨认才能看清，但是八达门的却清晰的如昨日书写一般，与最近经常发生的豆腐渣工程相比，不能不叫人感慨。

在历史上留下记录是一件要事，因为没有自信就不会如此想让后人知晓。水原华城的建设过程全部记录在案就意味着包括正祖在内，当时的政治家们对实施国家政策十分自信。那么这样的自信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是有以爱民之心做基础才可能产生的。

朝鲜王朝创建之初定都汉阳后大兴土木，建成了宫殿、各种官府和城廓。在那之后修建华城新城就成为朝鲜时代最大的国家工程，因此毫无疑问在新建华城时曾大量动用了各种物资。建城所需物资不计其数，大到垒砌城的石块、砖块、木材、各种铁器，加上参建者们的食材和柴火，运输建材的马车和牛马，小到用来记录工程的纸笔墨、丹青、草袋、炭、绳索、工具、石灰以及油等。值得庆幸的是华城建城的综合工程报告——《华城城域仪轨》将如上所述的物资以及饭勺、坛子、锅碗瓢盆、秤等繁细的物品也都归类并按照分类、数量、价格以及购买地等细则记录下来，实在让人叹为观止。根据《华城城域仪轨》记载，建造华城的工程总投入包括施工费和人工费在内共计87万3前517两7钱9分。《华城城域仪轨》第5~6卷的财务支出篇对华城城域所使用的各种物品的种类、数量，城廓的各附带设施所用物品的内容及价格进行了记录。据悉当时成人劳役一天的工钱大约为2钱5分，《华城城域仪轨记载》，国家当时购入了曾居住在华城预建地内住户的房屋，征收了住在北部地区，名为宋福东（音）人家的5间草屋并支付了15两。（附加支付金10两：附加支付金相当于补偿金）。那么在当时想要购买5间草屋的话，虽然根据草屋的新旧情况会有所不同，但大致算起来做两个月劳役就可购得。另外，1石米（当时1石相当于15斗）价格5两，一头牛20.35两，棉布一匹2两，一石炭6钱3分，一斤牛肉5钱，一头猪5.34两，这些记载不仅让我们知道了建造华城所投入的资金，而且帮助我们了解到当时的货币价值、物资情况和物价，是极其珍贵的文献。那么我们就先了解一下华城在建造时是怎样确保用途最广的石材的搬运情况吧。

去年11月24日由尖端科技学会和京畿道文化财团共同举办的‘华城城域仪轨综合研究座谈会’中，京畿大学的赵秉略（音）教授指出，建造华城共用石材20万1钱403块，相当于13万6钱960两9钱的价格。这些石头由于重量原因不能从远处搬运，因此基本从附近的熟知山、丽妓山、八达山以及灌洞（原在西屯洞灌洞堤坝* ，现名为建登）。熟知山（以前被称为孰知山）一带以前的地名为空石面，正祖大王接到蔡济公称此地多石的报告后，于17961年1月24日从水原回宫途中感慨道：“今日突现这不计其数之石，孰知将尽用于垒砌城廓之上？莫不是冥冥中早已注定？”空石面孰知山位于现在荣福女子高中的后山，被称为华西东熟知山。如今熟知山和八达山上还留着当年采石的痕迹。采石之地被称为‘浮石所’，熟知山浮石所采石8万1千100块，丽妓山采石6万2千400块，灌洞采石3万2千块，八达山采石1万3千900块等，总采集18万9千400块石材。说华城建城所用石材基本是从这四座山上所采也不为过。浮石所中开采的石头被送往‘琢石所’并按一定的规格进行打磨，特别是用于垒砌城廓的石材按照不同的尺寸被加工成大、中、小三种规格。加工好的石材再被送往筑城工地。为了搬运石材，建城时按照正祖大王的指示开拓了笔直平坦的道路，石材由牛拉的大车（40头牛拉的板车），平车（4~8头牛拉的板车），发车（1头牛拉的板车），人力童车（4人拉的板车）等搬运，间或还用到雪橇运输。在此期间还实验性的制作了‘游行车’，它拥有大车和雪橇所没有的优势，拉动时需要身强体健的牛，为此正祖还向各邑地派遣人员与各地军官一同购买所需的牛。建造华城用到京畿地区309头，湖西地区50头，关东地区80头，海西地区167头，总608头拉力牛，除此之外还用到80头牛和252只羊。

木材主要用于构建长安、八达、华西和苍龙门等西大门和东西将台，各种炮楼和角楼以及铺舍等建筑，按种类共动用2万6千206棵，相当于4千902两5钱5分，与石材的支出相比简直九牛一毛，而确保用来构建梁柱和屋檐的木材却在华城工程里占据了很大比重。木材主要来自忠淸南道的安眠岛、黄海岛的长山岬，汉江川流而过的京畿道和江原道的汉江附近地区，全罗道左水营的春川、光阳、兴阳、求礼、防踏镇、蛇渡镇，全罗右水营的珍岛、张兴、康津、务安、兴德、金堤、莞岛，京畿道的广州和南阳、广平等地。当时保护国家大兴土木时所需木材的伐木山林被称为‘禁养处’或‘封山’，没有君王的许可私自砍伐封山或禁养处树木者将接受严厉的刑罚。根据《华城城域仪轨》的记载，这些木材主要依靠船只或木筏运送，忠清道及黄海岛、湖南的木材利用各水营的兵船或个人的渔船运输；京畿道和江原道的汉江周围地区砍伐的木材则做成木筏或用海船运输。经海运的木材在设置于鸠浦（现华城市始华湖沿海的鸠浦里）的‘治木所’中进行加工后再运往水原的华城工地。鸠浦的治木所中有被派遣的监工和木工，他们根据木材的用途进行加工，之后再用板车运至水原。当时采取了重修道路等方式，尽了最大努力运送木材。当然伐木工、运木工以及木匠等都支付了工钱，特别是给伐木工和运木工按每人5钱或1棵树1钱的标准进行支付。

建造华城时，除了石材和木材外，也用到了大量的铁材。工程共用铁材55万9钱31斤9两3钱，铁叶（贴在大门上用来装饰锁的鱼鳞形铁制品）2千860片和用于其他工具的铁材，共计8万6千215两7钱1分。这些铁与木材一样分别从各个道中购入，其中一部分从一般商人手中购买，用船进行运输。除此之外，工程中还用到了砖和瓦，召集全国的瓦工至水原对砖进行烧制并支付工钱，在义王市白云山下旺伦的窑（烧砖所）中烧制，后又在华城以北的城外和华城市正南面栖凤山的栖凤洞新开了砖窑，共花费2万6钱577两1钱5分。瓦也在旺伦和栖凤、肆观坪的窑（烧瓦所）中烧制，共投入6钱168两3钱6分。烧制砖瓦时所用的柴从附近归属个人的山中购得。其他物资还有炭、石灰、丹青、纸笔墨以及其他杂项等。炭从砥平、广州和龙仁的6万9千56个窑中收购；石灰从坡州、丰德、水源的渔郎川及忠清道的平薪镇购得，还从黄海岛金川地区通过船只向水原输送了大量石灰。大部分纸从首尔的售纸店中购买，正祖19年（1795）在水原光教入口（炼武洞）设立了造纸所，聚集了拥有造纸技术的僧人进行生产。如今乘坐炼武洞水原旅客大巴到终点站时，附近还可以看到造纸所。除此之外，杂物事项中包括牛皮1870张，草编袋5万9千600领，草绳39万1千986庹，编粗绳所用麻6千750斤，运输石材时所用葛根2千852盎四十九斤，柴10万8千432捆，谷堆24万2千284个，磨刀石74块，大小锅86个，大缸71个等140多种，花费12万3千744两。如之前所述由于种类和数量过多，这里不便一一列举。这些繁细事项都记录在《华城城域仪轨》中，执笔时我们又重新对祖先如此完美的记录精神所折服。

朝鲜时代后期，在正祖大王的命令下，我们认为当时应该到了筑造水原华城时不运用十分高大的科学器械就无法完成的情形。该机械必须方便移动且工作效率高，因此配合当初的实际情况所研发的便是举重机。考虑到当时的土木技术水平，用较少的经费能够在两年半的时间内就建造一座壮丽且坚固的城的原因就在于从最初的策划开始，实学者磻溪柳馨远和茶山丁若镛依靠自身所拥有的智慧和经纶，运用了举重机等韩国固有的各种工具；虽应用了国外技术的优点而开发并使用了如举重机一般的机械，但大量石材都就近取材，使用的砖瓦就近烧制也是成功修建华城的原因之一。特别是正祖为了获取建城技术而命令出使中国的使臣求得《四库全书》，使臣虽未能得偿所愿，却花2150两的重金带回了5022册的《古今图书集成》，茶山丁若镛在研究了《机械图书》一册后利用骨车制作了举重机，使得用40斤的力量就能举起2万5钱斤的石头，这一发明让周围的人大为惊叹。他将近代实学精神渗透进华城的建设，将城墙中，特别是用于防御的设施全部用砖垒砌，以正祖极大的孝心和他自身渊博的建筑技术为基础，亲自进行决策和查点，更重要的是在修建过程中没有民愤，在地利人和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匠人的能力，最终使一座砖城，也是朝鲜时代被称为城廓之花的水原华城横空出世。

以前国家或地方官府在进行施工时一般采用强制征收劳役且不支付工钱，残酷的让百姓做苦力的方式，此举一直使得民怨不断。特别是因为一些贪官污吏强制征收贫穷无力的百姓，对百姓进行苛酷的剥削而导致民乱之事时有发生。但是从结果来看，在正祖的命令下对华城进行施工时就没有出现一点类似的事。正祖不仅工程中一丝不苟的支付了工钱，而且对参建者进行各种关心，随时为其支付所需商品，举办庆典，在酷暑下为保护其身体而亲自调制和发放名为‘解暑丹’的药。因此根据记载，想要参与华城工程和建造水原新城工程的全国各地的百姓过多，以至于君主向个地方官员曾下达了不让过多人进入水原的特别命令。不支付工钱而征用百姓从事劳动被称为赋役，到朝鲜时代后期出现了为避免赋役而上缴物品的情况。开始华城工程时蔡济公也提出了按照惯例进行赋役的主张。《正祖实录》第40卷中记载了发生在正祖18年5月初的事件。“圣人孔子言‘使民以时’，何时说过勿使民？此次修建华城城域是国之大事，怎能不将此事交给百姓？百姓之道也理应为国效力。我们的君主甚为爱民，不愿让一人遭受劳役之苦。至今君主还未下达适当使民的命令，看来要丢弃如果爱民就要使民的道理了。僧人更应当在此种情况下使用，征用百姓和僧人并将他们按距离和数目分配，臣认为一段时间内需要征用劳役来建造华城是在所难免的了”。像如此主张将百姓和僧人以劳役的方式征收的并不只是蔡济恭个人，右议政李秉模也提议向各道征收劳役。除此之外左议政金履索、行判中枢府事金熹、行礼曹判书郑昌顺、行司直洪良浩、全参议尹行任、左参赞洪受辅以及判敦宁府事金持默等大臣都坚持征收劳役。但是自始至终正祖大王没有同意，坚持支付工钱以确保民生。根据华城城域仪轨政绩碑上的记载，华城工程投入人力70余万名，正祖大王以爱民的圣王政治理念为基础，为百姓支付工钱，就连本有3天服劳役的义务也全部免除。只有对如石工、木工、泥瓦匠、雕刻匠、画工、拉车工等必需且有专业技术的劳动力进行了征收，当然也一同支付了工钱，而且比一般劳工要高，这一时期专业匠人受到了重用。一般的劳工每天支付2钱5分，而木工。石工、泥瓦匠、雕刻匠、画工以及拉车匠等每天则支付4钱2分。当时米价为一石（15斗）5两，石工包括一名助手在内，每天赚取4钱5分和6升米。修建华城所动用的匠人总1千821名，总施工311万1千131日，支付给匠人的总金额为12万8千735两4钱3分，其中石工为7万3千164两，占总数的52.3%，以此按顺序泥瓦匠为2万4千419两7钱（19%），木工为1万3千381两（10.4%），铁匠为1万756两8钱7分等。此外作为专业技术者，除匠人外还向募军杂役支付11万7千520两8钱7分；向负责运送木材和石材的军队支付5万8千561两5钱7分；向投入华城工程的劳工总支付30万4千817两8万4分，修建华城所用木材和石材费用为39万201两1钱1分，由此可见所支付的工钱在总经费中所占的比重。除此以外，在八达门、长安门等建城工地的附近以及熟知山、丽妓山采石场，鸠浦木材加工所等地特意为了远道而来的劳工修建了临时屋舍；劳工生病时在城外支起营帐为其治疗；治疗期间不能工作，依然每天支付1钱工钱和1升米。